【新冠两周年反思】王辉耀：如同经历了一次世界大战

撰文/浮琪琪

2019年12月初，武汉爆发“不明肺炎”，2020年1月7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判定“不明肺炎”为新型冠状病毒。随后1月23日，武汉“封城”，3月11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构成“全球大流行”。
谁都未能料到，这场全球疫情竟然绵延两年，造成全球505万人死亡。疫情给全人类带来的，在消逝的生命之外，多的是更隐蔽、更多层次的影响，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心理上，无论是在环境、行业还是家庭、个人上。
疫情究竟改变了什么？如果说一年前我们还身处其中，茫茫然未觉其味，对疫情盲目乐观以至于无法思考疫情的深远影响。而今，疫情爆发两周年之际，是时候重新审视这场始料未及、波及全球的疫情，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带来了什么？

我们采访了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

他出生于新中国第一代铁路建设者家庭，父亲王镇中曾任原铁道部第二铁路工程局机电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参与建设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和坦赞铁路。王辉耀早期在国家经贸部工作，随后赴北美留学，曾担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高级研究员，也长期担任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多年来创办企业、社团、智库，在经济、文化和公共外交上促进中国与国际开展交流。

王辉耀，全球化智库（CCG)创始人兼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

1全球治理体系落后全球治理实践

《社会创新家》：从2019年12月初疫情爆发，至今马上两年了，很难想象疫情这种非常规状态居然持续了这么久。想到疫情两周年，您对此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王辉耀：想到疫情暴发快两年了，会有一种丧失时间感的体会。

当代的我们没有经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但我们经历了疫情，如同经历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疫情造成全球超过500万人死亡，让人直面生命的宝贵与脆弱。

疫情对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和冲击，让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和时间，承受了巨大的经济、心理压力，这些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新冠疫情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一次深刻审视和反思的契机。当然，疫情也带来新的变革，比如数字经济、虚拟经济得到极大发展。

《社会创新家》：谈及疫情的影响，就您研究的国际政治方面，疫情是如何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为何一个病毒能让整个世界“人仰马翻”，创伤甚至比战争还甚，这暴露出哪些问题？为何面对威胁，各个国家都显得十分被动。

王辉耀：疫情造成史无前例的全球大闭锁，国家之间隔离、疏远，缺乏交流，只能隔空舆论战，国际关系变得更复杂，地缘政治更紧张。别说贸易战这样的冷战，甚至疫情大战导致军事热战也有可能，而核武器时代的军事大战甚至可能造成人类毁灭。 

在国际政治方面，疫情暴露了一个严肃的事实：全球治理体系严重落后于全球治理实践。

1945年，联合国刚成立时，全世界只有25亿人口，现在全世界有78亿人口，二战后建立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跟不上全球治理实践。比如WTO已经二十多年停滞不前，逐渐被边缘化。

病毒是人类的天敌，需要全球携手合作，但当前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协调与领导力量，国家之间各自为政，互相封锁，把病毒溯溯政治化，而不是通力合作。世界卫生组织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全球治理体系在疫情考验下几乎是一个失效的存在，亟待革新和提升。

《社会创新家》：全球协调合作，听起来十分美好，但毕竟这是一个政权世界，不同的国际、政府，真的有可能会超越性地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吗？还是这种共同体的期待有点像乌托邦。

王辉耀：这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乌托邦理想。在以往人类面临的大流行病或威胁面前，不同国家、政府有过卓有成效的合作。比如联手阻止了埃博拉病毒的蔓延。既往全球治理还是很有成效的，如果没有联合国，可能已经爆发过新的世界大战了。而我们国家也是在加入WTO后才快速发展起来。

全球协调、治理是有存在价值的，也是可以实现的。但当下问题是，全球实践发展太快，全球治理跟不上，意识形态、政治、地缘、价值观差异从中制造很多隔膜，全球协调、合作很难开展。

2中美冲突待续，和平共处各显神通

《社会创新家》：在疫情之前，中美贸易战已打响，后续疫情间中美矛盾、摩擦又接连不断。中美之间的关系走向会是什么样的？

王辉耀：中美之间的矛盾是老牌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特朗普时期，他将中国视为邪恶帝国，全方位打压抑制。拜登上台后，对中国的态度缓和许多。特别是前些天习拜会召开，说明中美双方坐下来谈是有可能的。

美国也在不断改变，不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也开放媒体与中国交流，开放留学生签证等，这些都是向好的变化。但拜登也要面临国内两党的反华共识和选举压力，中美之间在知识产权、数字经济、贸易等方面未来还会继续有摩擦，但会限制在不擦枪走火的范围内，以防中美关系继续自由落体式下滑。

2021年是中美关系的转折年。只要美国在意识形态上不把中国当作邪恶敌国，两个大国之间承认差距和冲突，中美两国就可以争取和平共处、和平竞争、互相开放。正如习拜会所达成的共识，中美两艘大船不能相撞，应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

《社会创新家》：有说法是，中美之间的矛盾，根本上是价值观的矛盾，当然疫情更凸显了两国价值观的差异，您怎么看？

王辉耀：中美之间的价值观肯定存在差异，关键是不要试图把一套观念或做法强加给别人。当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他们便意识到，不应该强行改变一个国家，也表态不再寻求重建一个民主国家。日前，拜登也表态不寻求改变中国。

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之所以被推崇，是在战后几十年间西方发展繁荣，连带西方的价值观也被认可。而中国在发展上追赶得很快，很多方面做得是最好的，比如实现了八亿人口脱贫，抗击疫情也有成效，这说明中国有自身内在的价值观和发展逻辑，虽然与西方不一样，但同样是有生命力的，说不定未来西方还要向中国学习。

未来，中美大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还是会继续存在，但不是那种“谁先进、谁落后”“谁优秀、谁糟粕”的冲突。每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治理模式不同，关键看什么是适合自己的。美国既然不寻求改变中国，那就有可能接受中国，与中国互相学习、和平共处。

《社会创新家》：疫情以来，关于美国衰落或正在走向衰落的观点十分流行，包括美国内部也有这种声音，您怎么看？

王辉耀：我不觉得美国走向了衰落，美国在很多领域仍然拥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高科技、制造业、自由的环境、诸多领域的创新等，美国仍然吸引着全世界的优秀人才。我们国家发展很快，可能2030年GDP总量超越美国，但人均GDP估计到2050年也很难达到美国的人均水平，我们发展并不意味着美国衰落，不存在东升西降的问题。

如果真要讲“衰落”，美国所谓“衰落”是从美国对世界的掌控力而言，不如之前那样“一言堂”了。事实是，美国仍然有领先优势，我们不能抱持美国在衰落的心态。

3更包容的全球化仍是未来发展方向

《社会创新家》：“撕裂”是一个关键词，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国内政治，疫情又加重了这种撕裂。您怎么看这种撕裂，及撕裂的背后意味着什么？

王辉耀：疫情确实凸显了“撕裂”的问题。

在美国国内，社会撕裂更加严重。美国的特点是经济全球化，但政治本地化。跨国公司将业务分散到全球，但利润并没有惠及美国本地的蓝领，特别是中西部州，这些州非但没有在全球化中受益，反而受到全球化的冲击。

美国的富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美国政府的调节和投入没有跟上，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不是全球化受益者的群体自然会选出特朗普那样反全球化的政客，也自然会将中国认为是美国失败的替罪羊，反华成为他们的政治正确。

疫情暴发以来，我们国内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也有所上升。特朗普对中国的打压让国内的民粹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正确，再加上国内许多人所处的环境封闭，信息源单一，自身体验比较有限，独立思考能力不足，很容易被缺乏理性甚至充斥假新闻的环境影响。我们还是需要更开放，多向外观察，才能得出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

《社会创新家》：从现代发展史看，这种全球、全方面的闭锁，是绝无仅有的，您怎么看未来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王辉耀：未来，全球化依然是大方向，我们需要更包容的全球化。同时，全球治理也要跟上，比如WTO改革，比如类似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样的贸易多边协定要跟上。中美欧这样的主要经济体要协调起来达成一致，如加强联合国地位和体制机制改革等等。

《社会创新家》：疫情暴露出我们存在哪些问题？

王辉耀：疫情期间，国内很多人对华人的态度非常负面，甚至出现侮辱性言辞，如“祖国建设你不在，千里投毒你最快”等，但其实国内80%左右的外资都是华人华侨引进的，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在政策上，我们可以更开放。现在很多国家都开放了，对病毒不再是零容忍，我们的疫情控制还很严格，外国人很难进来，我们也很难出去。在防御和开放之间应该寻求一个更好的平衡点。

疫情期间，中国的国际形象遭遇危机，除了因为与世隔绝造成国家之间的猜忌、误判，也暴露出我们不掌握国际话语权的问题。当前，中文不是世界主流语言，但中国可以提升话语体系、叙事方式并进行理论创新，甚至可以开放互联网，让更多中国人可以去外网上发表观点，阐释中国的影响。

在对外发声上，我们要用国际听得懂的语言，比如我们讲全过程民主，讲自由发展，这些是全世界的共同价值。我们要打造中国与世界对话的新叙事。

在国际参与上，我们应该在国际上更积极地参与引领。比如我们完全可以与WHO 推动全球建设一个国际健康利益共同体，如召开世界疫苗大会，在我们有优势的基建上与更多国家开放合作等。

《社会创新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曾判断，我们当前面临一种选择：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如何选择我们的发展道路，是柴米油盐还是星辰大海？您怎么看？

王辉耀：中国的发展深受世界环境影响，如果中国周围的环境是紧张、敌对的，那我们可能会矫枉过正。但假如美国不打算改变中国，寻求和平共处，中国在世界上不遭遇太多偏见、敌视和污名化，那也许我们会走一条更平和的道路。

《社会创新家》：疫情为整个人类提供一次深刻自我审视的机会，人类应当反思些什么？

王辉耀：马斯克和贝索斯都讲过，当人类飞到太空，在太空里看地球，会意识到我们都是人类，是要与外太空竞争的，而不是人类彼此之间内斗。很多时候，我们要跳出自我看问题，跳出框架看世界。

人性当然是多元复杂的，但我们可以建立良好的机制和环境，以此来抑恶扬善。我们人类仍然需要理想的支撑，需要人文主义的情怀，既承认人性的脆弱，也要看到人性的反脆弱性，共同应对人类面临的灾难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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